《攀登者》编剧阿来:当年队员登顶失去半个脚掌 至今不敢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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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具体、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也要有远方,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不论《攀登者》这部电影是否实现了创作者的初衷,“攀登”的意义永远在那里。

采写/张蕾 发自成都

藏族作家阿来跟雪山有一种天然的感情。

“隔一段时间不见就想,到了现场就踏实了。”

阿来对雪山有一种天然的感情

也是出于一种自然而发,六七年前,他抢救式地采访了新中国的第一代珠峰攀登者们,这成为今天电影《攀登者》的原始素材。包括1960年冲顶的四人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刘连满以及1975年登顶的女登山家潘多在内的重要人物,在采访后的一年内,相继去世。

他们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很久。但距离那个时代场景越远,人们端详这个故事的视角就越复杂,甚至带着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阿来的写作题材,多发生在海拔2000至4000米的高度。他却常常爬到5000多米的地方,去访问自然,访问那里以动植物形式存在的生命。那里没有人类的日常活动,但阿来觉得,人类是必须了解自然的,作家是有必要上到那个高度去感受的。

海拔8000米以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所有关系的故事,都极致化了。正是在那里,攀登者做出的选择,他们的内心和行动的细节,使得普通人变成了英雄。

在险峻、缺氧、随时可能发生雪崩和滑坠的地方,“集体主义”是非常具体的

9月底采访阿来的时候,电影《攀登者》已经开始点映,但他和我一样,都还没有看过。

作家把剧本交出去,“怎么拍”已不在他的掌控范围。阿来不敢去看,一方面因为是自己的作品,有点“近乡情怯”。另一方面,电影毕竟是协作的大工程,“很多时候,我们达成某种共识或者妥协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放弃了那个最有价值的部分。”

这次破例参与这部主旋律的、宏大叙事的电影,主要是因为,这是他原本就喜欢的题材,“来劲。”

阿来参加《攀登者》发布会(左二)

阿来见到刘连满的时候,一握手,“怎么手是空的?一看,几个指头没有了。”

王富洲从病床上伸出手来,一握,也是残缺的。

“我看屈银华还好,结果把鞋一脱开,半个脚掌没了。”阿来说,“更不要说永远留在山上的那些牺牲者们。他们都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这些代价是鲜活的。所有的东西,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生死考验中,都是极具压迫感的真实。

“集体主义”是真实的。

“登山要结组,(系在)一条绳子上。我们不是在平坦的康庄大道上行走,(而是在)没路的地方、险峻的地方、缺氧的地方,随时可能发生雪崩、滑坠的地方……一个结组一般是三个人,很多时候连步伐都要统一,还有节奏,如果一个人节奏都处理不好,可能就发生(危险)了。”阿来说,“在共同攀登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定会结成一种比我们普通的、庸常的生活当中更紧密的关系,这是一个具体的需要。当然它也上升成为一个精神——当其中一个人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援救?或者有一个人有一个不规范的动作使我们都面临某种危险的时候,我们对他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样)抱怨吗?还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使大家更紧密地融入在一起?”

在那样一个极端而具体的场景当中,集体主义产生了,并且,不再抽象。

屈银华、王富洲和贡布(从左至右)

“爱国主义”也是真实的。

阿来每年都会登山,目的地常常就是青藏高原。到了那里,人很容易意识到,自然界是更强大的存在,“你就特别想了解自然界。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当中,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土,对于自己生存的这种自然环境,是缺乏认识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攀登,是中国人必须要去了解自己生存环境的历史选择。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国土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跟外国的边界,最具体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很多时候是模糊不清的,但是越到现代,这种东西越成为必须非常明确的东西。”阿来说,“本来是我们的地方,但是去跟别人谈(判)都非常被动。(人家会说)‘你说是你们的,那你告诉我,那是像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人家会拿出来非常详实的地图、气象、地质的各种材料,而我们……明知道是我们的……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对它进行那种科学性的认识。”

我们对这座山峰早有命名,但“珠穆朗玛”并不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名字。在英语世界里,大家只知道“艾佛勒斯”,那是英国驻印度殖民政府中的测绘官员,第一个确定这座山峰为世界第一高峰的人的名字。

无法理直气壮地宣示对世界最高峰的主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要面对的“千疮百孔”中的一个,也是富有政治意味和现实意义的一个。

最早的这些攀登者,他们对“登山”的概念,也是模糊的。

“他们只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1960年,大多报名登山队的队员对于“登山”的概念都很模糊

地质大学的学生王富洲恐怕是冲顶四人组中,跟登山意义最为靠近的。屈银华是森林伐木工人,刘连满是工厂的消防队员,贡布是青藏高原上一位解放军的普通士兵。

“把他们召集起来就仅仅因为他们身体好,而且那个时候对登山需要什么样的体质其实我们都是一片空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人从对登山没有概念到有概念,从刚开始那种比较被动的接受一个工作安排,到后来确实意识到,他们那种攀登是特别具有意义的。”

到了海拔8500米以上,面临第二台阶的绝壁,面临北坳的冰壁、大风,“政治的东西就变少了,虽然背后有一个国家动机,但它就是一个动机……这个时候喊口号是没用的,这个时候就只剩下自己跟自己,自己跟同伴的对话。同时自己、同伴及整个团体跟大自然的对话。”

这个时候,“爱国主义”也是非常具体的。

“那是每上一步,一边意味着接近顶峰,一边也意味着你跟安全的那个生命区域越来越远。上得越高,回不来的可能性越大。”

进入到未曾到达的领域,没有人能保证平安归来

在第二台阶,刘连满选择当人梯的底座,在耗尽体力后留在8700米的原地,把氧气留给登顶返回的同伴并留下绝笔。屈银华选择脱掉登山鞋和羽绒袜,踩在刘连满的肩膀上,用一双脚换得了在绝壁上的几个钢锥,以及最终登顶的希望。

屈银华曾说,“我这一双脚不值得什么,我一个无名小卒,用一双脚来换取珠峰的胜利,那是太值了。”

人是要有信仰的,而信仰是基于爱的

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具象化,是非常有力量的故事,也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看《西游记》我从来不感动,反正孙悟空一身本事嘛。即便偶尔打败了,然后你还可以去天上帮忙,这个就像玩游戏的设定嘛。我们感动是普通的人成长为英雄的人,在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发生的故事),而攀登珠峰刚好是这样一个过程。”阿来说。

从凡人到英雄,攀登珠峰的故事正是完成了这种跨越,达成了一个高标准的“认同”。

“原来我们(常)说集体主义,但我们其实没有生死相托过。”阿来说,“这个题材里面确实也渗透了一个正在觉醒的国家意识,或者说,在彰显英雄主义的同时,这背后也有一个非常高昂的爱国主义,而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用他们的艰辛和牺牲,一点一点领悟到的。他们攀登珠峰的高峰,这是一个物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些平凡的人经过种种艰难困苦的考验,成为英雄的一个过程。”

1975年攀登珠峰的队伍异常庞大,肩负着彰显“登山大国”形象的使命。登顶不仅仅具备象征意义,气象、地质等各方面科考也需要在探险的过程中实现。但这支庞大的队伍遭受的考验也异常残酷,突击队几次冲击都失败了,代价惨重。

1975年中国队登顶成功

“上面并没有下死命令(一定要成功),因为要尊重天气规律……(中央领导采用的)鼓舞士气的方法,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喊口号)‘同志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是的,而是从北京派一架飞机给他们运去了一些苹果。……大家把这个苹果一分,说,对我们还有期待,那我们再试一次。”阿来说。重新整队后,以后勤补充队员为主的9个人,终于把握住了短暂的窗口期,冲顶成功。

历史的细节,不论色彩是瑰丽还是黯淡,总是有人的情感在闪动。

1975年的珠峰登山队的使命之一,还包括保证一名女性登顶成功。当时身体条件和适应能力都在最佳状态的藏族女护士桂桑是排在第一位的登顶人选。那年的5月4日,18岁的桂桑在海拔8200米的珠峰营地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天晚上,在营地烧雪水、烤袜子的时候,有人来找桂桑,拉开门帘钻进帐篷的时候,不小心把水缸踢翻了,热水泼到她脚上。烫伤使得她失去了登顶机会,也永远地错过了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的历史机遇。

阿来在拉萨见到桂桑时,她已经两次登上了珠峰最高点,也征服了世界上所有的8000米以上山峰。阿来说,桂桑大姐,你应该没有遗憾了。

“她就哭,还是哭,说,那都不是‘第一次’。”阿来跟着一起落泪。

第一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拍摄者/雪峰)

还有吉吉的故事。

1999年,吉吉与丈夫仁那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对同时登顶珠峰的夫妻。2005年,仁那赴巴基斯坦准备攀登迦舒布鲁姆I峰,却在途中不幸被落石砸中身亡。2007年,吉吉瞒着家人,登上了丈夫生前向往却未能攀登的那座山。她带着仁那骨灰的一半,在山顶找了个地方,埋了起来。

故事听到这里,阿来和吉吉一样,泪流满面。

“人性当中最柔软的那些东西”,在高高的海拔之上,在英雄壮举背后,开始显露出来。

“文学从古到今最主要的目的,不就是在歌颂人性之美、自然之美吗?人性之美当中,非常多的部分不就刚好是在互相友爱,以及我们在建功立业当中,体现出来的吗?”阿来说,“我们不是说要信仰吗?我想信仰是基于爱的。”

爱己、爱人、爱国一脉相承,英雄性和人性,集体主义和自我意识,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的文学不可能不写英雄,我们的文学不可能没有国家意识,只是说我们一定要遵从文学本身的、艺术本身的规律来写,而且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写,不是故意把他们拔到多高。当他们克服了他们自身种种的局限,文化的、身体的、科学认知的极限,当他们并肩登上峰顶的时候,他们就完成了自己。完成了自己,同时也达成了最高的爱国行为,对国家责任的履行。”

远方的远,会回馈灵魂

前些日子阿来受邀参加了一个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看到孩子们的那些“创新作品”,阿来很忧虑。

“第一不新鲜,‘我要让汽车飞起来’,……‘我要智能家居,一进屋跟机器对话,温度不舒服调到22度,窗帘透光太强了要调弱’,本来都有了,还在搞发明。第二,所有(关于)发明的想象都是基于让人工智能来干活,人很舒服。就这点出息。科学(只)是干这个的?”

他想起曾有位日本记者来中国探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情况,回去之后写下了自己的观察:洗脚店很多,书店相继关门,“他们关注他们脚的舒服比关注脑袋的程度高的多。”

“不是说娱乐就不要,不是说休闲就不行。但是如果我们只剩下娱乐跟休闲,把自己变成一个特别没有文化追求的民族,恐怕也是麻烦的。”

登山可以视作“上升自己境界”的事情。

(拍摄者/雪峰)

“我们说大美无言,(高山上的风光之美)你是说不出来的,但是你知道,经过这个时候,你的心里又增加了一点什么,可能比以前更丰富一些,而且你经过这样大美的撞击(之后),回到山下这个有点庸俗的世界,你愿意保持一点距离,……因为你感觉到了那种亘古就有的美丽的之后,你觉得这些(物质的争夺)真不算什么。……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刚好有条件去追求一些属于情感的、属于灵魂的东西。”

”你希望受众从《攀登者》这样的电影或者类似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什么?“我问阿来。

苦难和远方,都是攀登这件事能给人的力量。攀登的高度可视个人能力量力而行,但”攀登“这个意象,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具备现实意义的。

苦难和远方,都是攀登这件事能给人的力量。

“(通过这些作品)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平凡人都会成为英雄,如果他有一定的家国情怀,也愿意听从那种命运的召唤而去实践它,哪怕需要个人付出很多代价。最后你会发现,这些人从生命本质的意义上收获更多。当然,他们登山下来也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有过这样的经历跟没有这样经历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意志、思想、对人生感悟是不一样的,他是得到了提升的,他是得到了锤炼的。我们要相信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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